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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南抗日军工烈属子弟学校读书的艰苦岁月

   日期:2021-09-08     来源:枣庄市档案馆    

艰险寻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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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忠

       王长忠1933年出生在淄博市博山区南博山镇井峪村。父亲王家友1937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淄博工农暴动队伍,三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老三团当侦察排长、连长、后随部队开到沂蒙山区,配合由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至1940年初,当时,王长忠家乡那一带是抗日根据地边沿区。其三祖父王叔业是井峪村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兼村长。王长忠当村里的儿童团长,组织宣传抗日,张贴标语,站岗放哨,査路条,盘査行人,防奸防特,防止敌人搞破坏,动员妇女放脚学习文化,动员参军抗战。自八路军开走后,井峪村附近逐渐变成了敌占区。1940年3月初在日本鬼子、汉奸队“扫荡”时,由于汉奸叛徒告密,其祖父王叔信惨遭日本宪兵队杀害。3月20日和4月19日,王长忠的两个妹妹,大的六岁,小的四岁,因饥饿和有病无钱医治相继而死。当时,离井峪村二里路的南博山是日本鬼子的据点,夏庄驻着伪顽军所谓“剿共军”,离井峪村也只有二里路。在这种恶劣处境下,王长忠的母亲刘圣英恐怕敌人再来迫害抗日军属,毅然决定带着他于4月中旬要着饭离开家乡,去找寻父亲所在的八路军。5月下旬到了桓台,博兴、清河、惠民县小刘庄。在此处见到了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经询问没有打听着父亲王家友,二叔王家祥(堂叔),三叔王家立。母子二人于6月中旬动身往回走至7月下旬又回到了博山县刘家台村(离井峪村四里路)舅舅刘圣周家(没敢回自家井峪村)。在舅家住了一宿,舅舅说博山县的领导人张敬涛、刘惠民天黑前刚从他家走。
       第二天清早天刚亮,舅舅带他母子二人很快就到了下瓦泉他三姨家。三姨父领他们见到了张敬涛、刘惠民。在两位领导人那里了解到,父亲、叔叔所在的部队确实开进了沂蒙山区并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辟鲁南抗日根据地。叫他母子二人吃点早饭,抓紧时间往南走,奔沂水、蒙阴、坦埠、岸堤、马牧池等地找八路军。娘儿俩不敢走大路,只能起早贪黑走小路。走了八九天,于8月上旬在沂水坦埠西南边的官庄王庄一带,找到了二叔王家祥。二叔说,他父亲随部队开到蒙山、费县边沿去了,他们母子不要去找父亲。二叔先把母亲安排到鲁中军区后方司令部去工作,他就跟着妇救会史秀云、汪前、赵新这几位姑姑到山村里做抗日宣传工作,直到1941年8月初,才见到父亲。

当上“小八路”

      1941年8月,父亲从鲁南到沂蒙山区的马牧池岸堤找到王长忠娘俩,把他接到费县油篓、大峪沟核桃峪,以后到泗彦。在老三团后勤处(也叫后方司令部)当上“小八路”。他跟着白超(白秀容)、张瑛、木林、高姑姑(高博)、李岩、张侠等,在附近山村做抗日动员和宣传工作。当时,人们开玩笑地称他父亲为“大机头”(指他随身带的二十响驳壳枪),叫他“小机头”,他们都喜欢这个“小八路”。不过,由于年龄太小,不适合与部队一同行动。敌人经常“扫荡”,部队经常打仗,带着他很不安全。这时,听大人讲,八路军一ー五师罗荣桓政委等领导同志,从培养革命的下一代考虑,下决心给这些小八路,军工烈属子弟创办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中共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和鲁南区行政署于1940年初在鲁南抗日根据地抱犊崮山区大炉创办的,名为鲁南军工烈属子弟学校(统称“鲁南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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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深秋,八路军山东纵队老三团团长王吉文(后任八师师长,1948年济南战役中光荣牺牲),安排通讯员高叔叔和侦察排的刘敬如叔叔一同把他送进了“鲁南抗小”。开始的时候,学校在苍山大炉村,后转移到费县大寨沟村。为躲蔽敌人的疯狂“扫荡”于1942年春季、1943年至1944年夏,曾随鲁南行署转移到泗水南,邹县东的田黄、瓦曲、分水岭、城前戴家安一带,滕县东山亭荒沟臼子峪、费县西北大峪沟,后又回到费县南黑峪。先后驻过张庄、板桥、邵庄、杨庄、党家村、东沙河等几十个村庄。1945年底进驻滕县城书院街王家祠堂。“鲁南抗小”的学生,和党政军人员一样,完全实行“供给制”。发军装,一年两身单衣,三年一身棉衣(粗布土黄色改制的),五年一床被子,(没有发过褥子)。冬天都是铺山草或麦穰,热天在院子里和树下睡觉,枕高梁秸或石头、鞋子。一个月一包刷牙粉,半年一个牙刷(毛的),三个月一块肥皂。在抗日战争年代,我党政军人员的吃穿用,虽然全部实行“供给制”,但由于在那种战火纷飞的年月,一天一夜还不知要打几仗,一天一宿还不知要转移、挪房几次。钻山沟,敌人不撤走,甚至一天一宿都不能出山沟。那时日本鬼子和汉奸队经常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物资特别紧缺,不但我们党政军人员的吃穿用,尤其是抢救伤病员用的药品更为缺乏,在武器枪支弹药方面,相比之下更差一些。我们的部队一个团有两三挺重机枪算是很好的了,一个连队有两挺机关枪(捷克式)就满不错了。长枪多数是中正式汉阳造,老套筒子,有的枪打不响,有的枪拉不开枪栓。子弹多者二三十发,少者十来发,五六发,子弹带里看着是装的满满的,但多数是装的秫秸穰子(高粱秸扒了皮里边的穰子)。战士每人4个长把大铁头的手榴弹。多数是我们军械修理厂用黑药自造的。扔出很长时间还不爆炸,有的甚至可以扔一两个来回才响。那时候的“供给制”,分小灶、中灶、大灶。我们党政军的首长(领导人)规定吃小灶,有的首长吃中灶;部队上的同志包括团首长,地方上的工作人员,包括县领导人,都是吃大灶。抗日军工烈属子弟学校的学员,都是些革命的后代,为了照顾革命后代的身心健康、茁壮成长,所以鲁南党政军的首长规定他们吃中灶。虽是如此规定,但由于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就是党政军的首长也是同战士、一般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菜。那时能有地瓜、地瓜干、地蛋、高粱、谷子煎饼、窝窝头、地瓜秧、花生叶放点高粱面或地瓜干面子做糊粥,有点萝ト咸菜就着吃喝就很好了。敌人“扫荡”时,特别是与敌人打仗的部队同志,整天整夜、甚至两三天吃不上饭、喝不到水是经常的事情,有时甚至饿的到树下拾干巴枣、干巴柿子、干巴梨吃,吃干巴梨叶。敌人不“扫荡”时,能吃顿小米干饭,吃萝ト菜就算过大年了。在1945年9月初,抗日半工半读学校驻费县杨庄时,为欢庆日本鬼子投降,鲁南行政公署供给处发给了面粉,学校做面条子吃的。那是在鲁南抗日战争期间头一次吃面粉。以前从未吃过面粉,馒头等。

       抗属学校的学员,一方面学习文化,学习革命知识,抗日的纪律和政策,同时,在校长和老师的带领下,在山村里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他们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查路条,防奸防特,防止敌人到抗日根据地搜集情报、搞破坏;宣传减租减息,组织妇女识字班,宣传放脚和妇女解放,动员大哥哥、大姐姐积极参军,打日本鬼子,做军鞋支援前线。并响应上级号召开展生产自救、开荒种地,种南瓜、地瓜、地蛋、玉米、豆角。女同学还学习纺线、织布。学员们经常给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帮助收割庄稼。部队在前方打了胜仗,“鲁南抗小”的师生立即组织宣传队、扭秧歌演剧热烈庆祝,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那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抗日。

刻骨铭心战友情

       如今王长忠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提起当年的“小八路”一个个战友,一位位老师和首长们如在眼前。他不仅能说出一块当“小八路“的几十个人的名字,有的还知道他们现在的行踪。
       组织上把他送进鲁南军烈属子弟学校后,于1942年7月份由林克校长(鲁南区行政公署秘书处主任朱道南的爱人)徐树堤老师(鲁南行政署主任李乐平的夫人)指定他任二中队中队长。以后学校改为鲁南抗日实验学校,于1944年初学校改为半工半读学校,为纪念滕县战役不幸牺牲的我八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改为麓水小学与滕县中学合并,分中学部、小学部,他一直任二中队中队长。当时女学生占一大半,他要求领导给配一个女中队长。学校领导安排张训兰(张光中司令员之女)来担任二中队副中队长。一直到1947年春北撤他离开学校转到鲁中。
       王长忠1947年7月随部队撤到了鲁中临朐、益都等地。他把他们母子的介绍信藏在墙缝里,被雨水浸坏了。《供给证》和军衣等由他母亲在北撤时分别埋藏的,军衣都坏了,母亲的《供给证》至今没有找到,他的《供给证》是肆拾参号,1945年和1946年发的被服鞋子等均有登记,一直保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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