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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枣庄读书会

   日期:2021-08-16     来源:枣庄市档案馆    

    一九三六年,我在枣庄中兴职业学校读书,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岁。革命斗争的烈火已熊熊燃烧,我那幼小的心灵已被它所吸引。因而,使我很快地卷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参加“读书会”就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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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中兴公司职业中学第一届商科同学合影照

    当时到过枣庄的人,都会知道这里是以煤矿为中心的小镇子。我家住在离煤矿不很远的车站旁边。通往临城的火车和矿上的运煤车整天“铿锵铿锵”的响着,还不住的向天上喷吐着一股股的黑烟,弄得到处都是煤粉和碎石。在晴朗的天气,也很难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父亲是临枣线上的铁路工人,家里很穷,父亲以他微薄的收入供我读书。那时我己懂事了,知道穷人的孩子念书不容易,所以我学习很用功,高小没念完,就跳级进了中兴职业学校。学校就在矿区,每天都能接触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矿工。他们在工头、把头、资本家的层层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艰难困苦的生活、动荡不安的时局,随时都引起我们的忧虑和不安。我们这些像在风浪里漂泊着的小船一样的青年学生,该向何处去?应该怎么办?我在徘徊之中,很幸运地认识了高利民先生。在他的帮助和教诲下,才结束了思想上的徘徊和苦闷,走向了新的生活。
    枣庄通外界约有两条铁路,一条是到临城的临枣线,一条是到台儿庄的台枣线。根据它们的位置,人们把枣庄的两个火车站称为西站和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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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城车站

    高先生当时在枣庄东站当副站长,而我家住在西站站下。他每天顺着铁路散步,来回都要经过我的家门口。听人们说,高先生很有学问,知识渊博,家里还有许多书。在我的记忆中,高利民先生身材高大,带着一付眼镜,平易近人,态度和蔼可亲,给人以文雅、慈祥的感觉。他的仪表和风度都引起了我们对他的喜欢和敬仰。就这样,在同学们的陪同下,我第一次到了高利民先生的家。高先生当时年岁已不小了,但还没有结婚,仍过着单身生活。家里简单的陈设,显得格外整洁俭朴。记得那次去时,开始我很拘谨、紧张,但高先生热情地把我们拉到他的床上坐下,问这问那唠家常。所以,不一会我们就轻松自然了。我觉得他没什么“先生”的架子,是很喜欢我们这些青年的。因此,我们就随便的和他谈了起来。他的开朗健谈,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们几个就成了高先生家的常客。记得经常去的有汪国璋、王长梓、王长启、许在廉、仲秋元和我,还有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我的哥哥沈春台。高先生家有许多书籍,他还订了不少杂志。其中有《文学译文》、《世界知识》、《读书生活》,还有《光明》、《中流》等。我们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书,讨论着共同的兴趣和志向,把我们几个的情感、见解紧密联系在一起,高先生也更深入地了解了我们。于是在他的提议和组织下,我们的“读书会”就成立起来了。

    “读书会”成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读书,就是求知、解惑。学校的那些“之乎者也”和 “三民主义”之类的东西,早已满足不了我们的志趣了。大家都渴望着能有新鲜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头脑,都希望着由于当时祖国的灾难和社会上不平的现象所引起的一些疑虑、苦闷、气愤,能够得以解决。正是这一切,促使着我们对“读书会”抱着极大的热忱。记得当时我们看的书有翻译小说《铁流》、《毁灭》、《母亲》……还有奴隶出版社出的书。当时有一本翻译小说叫《表》,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本苏联小说,写的是一个少年遭遇的故事。另外,还有一本肖军写的《八月的乡村》,介绍了东北抗联的斗争生活,也曾引起过我对抗日民族斗争的极大兴趣和强烈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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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肖村》肖军著民国三八年  

    毫无疑问,这些帮使我们开阔了眼界,接触了新生活的气息。这些带给了我们进步的思想启蒙,打掉了禁锢我们头脑的枷锁,使我们耳目一新,有了新的向往和活力。我们每个人都爱不释手,有的书竟反复看上几遍。高先生随时对我们的读书给予热情指导,使我们掌握了正确的读书方法,收益很大。后来,他又在我们读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给我们系统的讲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记得当时他讲过的有艾文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和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这些通俗易懂的讲解,进一步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不仅知道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剩余价值等一些基本概念,而且熟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开始了解了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等等。这些思想上、政治上的启蒙,在我们的头脑里产生了革命的萌芽。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上海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我们的读书会马上也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会枣庄分会的活动。开始我们对新文字的书写和拼读都很陌生,但由于得到了高先生的及时指导,特别是他讲解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意义,我们兴趣更浓了,积极性也更大了。大家明白了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化活动和文字改革的重大步骤,而且它对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有很深远的意义,所以,大家学的特别认真。高先生经常和在上海的总会取得联系,及时将收到的用新文字印刷的书籍和报纸给我们阅读,帮助和指导我们开展了这一活动。
    日子长了,随着政治常识的增长,我们思想也更活跃了。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大家对当时的政局时事非常不满,对学校里的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材严重脱离社会视实的现象更不满了。高先生就及时指教我们,给我们讲解了青年应该怎样处事做人,为什么有不少人醉生梦死,而也有人愤世嫉俗、消极悲观等一些人生观的问题。他还告诉我们,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现实的中国出路在哪里,等等。通过这些通俗的道理,日熏月染地终于使我们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开始学习用这个武器去分析社会现象,认识社会生活。记得那时茅盾先生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中国之一日”的征文活动,高先生就提出要响应征文活动,让我们走向社会。我们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下了《枣庄的一天》,并由高先生亲自帮助我们分析研究素材、修改文章。记得征文中有写工厂的,有写煤矿的,有写社会的,有写学校的。王长梓是中兴小学的学生,他写的就是他们的校长欺辱教师、荒淫无耻的故事。我写的是在我们去工厂实习时,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有一次工厂的铸工车间开炉,由于缺乏起码的劳动保护,在操作时,铁水溅落在一个同学的脚上了,当即把他烫得皮开肉绽,而且由于家庭贫困,没钱医治,伤口感染,被活活的折磨死了。我们写的这些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在枣庄引起了很大轰动。自然也就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注意和极大的不满,加上我积极参加“读书会”的活动,接受了进步思想,并在学校里有所活动,于是,学校当局就以“思想过激”为名,在一九三七年暑期,勒令我退学了。这时,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京西南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激怒了中华民族,全国沸腾起来了。在枣庄地下党的组织下,觉醒的矿工、市民、学生,开展了抗日救国的活动,我们 “读书会”随着形势的变化,集体转入了枣庄抗敌后援会宣传队。从此,我就踏上了战斗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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